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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研究大有可為

時間:2015-07-11 15:50 來源: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作者:未知 閱讀:
    一
    在我國文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上,作為文學重要樣式的散文,與詩歌、戲劇、小說一道,構成了文學的四大門類。如果把《尚書》作為我國古代出現的第一部集記敘和議論于一身的散文集的話,則散文的出現應該說是比較早的[1]。游記文學作為散文的一個門類,最早產生于魏晉,盛行于唐代[2]。大家都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旅游是人的一種物質享受,同時也是高雅的精神享受。很難設想,還遠未解決自身溫飽的人能夠出去游山玩水,論古賞今。雖然不排除交通工具的進步、景觀的發現和建設等因素對旅游行為有某種促進作用,但是旅游則一定是在人們有了相當的經濟盈余之后才會出現的一種需求行為。因而游記文學與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相比,出現得比較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游記文學是一種溶真實與藝術于一身的文學樣式,是作者在旅游當中或之后,將旅途中的各種見聞、感受和體悟記錄下來、描摹出來,以便日后回味咀嚼,也便于與他人同享歡樂、同游故地而寫下的文字。說游記文學是真實的,是因為它一般說來是作者在旅游過程當中親歷的、耳聞目睹的具體而形象的且有所感受和體悟的事物,它很少有虛構的成分,因而有著巨大而深刻的歷史和認識價值。說游記文學是藝術的,是因為它具有美學意義,是作者旅游審美的結晶,是一種記敘、描寫、議論、抒情兼具的藝術創造,具有極高的欣賞和美學價值,具有凈化人們心靈和陶冶情操的作用。這從人們在閱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酈道元的《水經注》、柳宗元的《永州八記》、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等游記文學名篇之后,受到巨大的精神震撼可得以證明。

    作為游記文學之一的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是歷代文人騷客游覽武當山水而留下的墨跡,是我國古代散文寶庫中的一顆璀璨的明珠,是博大精深的武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武當山是一座聞名遐邇、具有綺麗自然風光和厚重人文底蘊的道教名山,它歷盡滄桑,本身就是一本開啟人們智慧之門的、自然與人文結合緊密的教科書。人們知曉武當山,認識武當山,接近武當山,品評武當山,除了涉獵一些書面的或影像的歷史資料之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閱讀古代或現當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作品。而認識古代歷史上的武當山,則非要閱讀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不可。

    我們可以從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當中去了解、認識和發掘武當山的方方面面,諸如命名的由來,社會政治經濟概況,道教及其建筑的源流,生態環境的變遷和保護,旅游景觀的開發與建設,以及物候與植被、民風與民俗、豐饒的物產、交通的發展等等方面。此外,從繁榮藝術的角度講,我們還可以從武當山游記文學中去學習寫作、音樂、美術、武術、建筑等方面的知識。特別是在經濟高度市場化且突飛猛進發展的今天,我們能夠也應該從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當中挖掘出許多為我所用的東西。就是說,我們應當充分利用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寶貴財富,借鑒歷史經驗,結合現實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實際,去做好做大武當山水的文章,把武當山規劃好、建設好,增進世人對武當山的了解,讓武當山的旅游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開發利用,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十分珍惜和堅決保護好武當山這一塊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千方百計地促進其良性、可持續健康發展,延惠我們的子孫后代。所有這些,正是我們今天應該著力發掘和研究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原因和意義之所在。

    二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人墨客吟詠題賦的旅游文字,特別是游記文學,對旅游景觀名氣的傳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元人劉仁本在《東湖唱和集·序》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山水林泉之勝,必有待夫騷人墨客之品題賦詠而后顯聞。若匡廬見于太白之詩,天臺見于興公之賦,而武夷九曲,見于朱紫陽之棹歌也。蓋其勝處,多在深僻遐曠寂寞之濱,非得好事者杖履之追游,觚翰之賞識,則夫仙蹤佛跡,巨靈幽秘,亦何由而得傳聞于世耶?”[3]這段話說得鞭辟入里,深刻闡明了旅游文學,特別是游記文學對彰顯旅游景觀的不容小覷的作用。明代“竟陵派”代表文人鐘惺在為《蜀中名勝記》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得更為明確:“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3]這段話的意思是,自然山水,必須有所期待才能成為名勝。期待什么呢?期待“事”、“詩”、“文”。有了這三件,就像一個人有了眼睛一樣。這里面的“文”,當然指的就是游記文學。可見游記文學同歷史掌故(“事”)、詩詞歌賦(“詩”)一道,在宣揚旅游景觀當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在《九華山歌》中這樣吟詠道:“君不見敬亭之山黃索寞,兀如斷岸無棱角,宣城謝守一首詩,遂使聲名齊五岳。”[4]敬亭山,地處安徽省宣城市區西北,本來就是一座孤零零的崩坍的巖岸,枯寂而無生氣,就因為時任宣城太守的南朝大詩人謝脁的一首《游敬亭山》詩,而使得它竟與“五岳”齊名,并且又使得唐代大詩人李白仙游到此,留下了“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的千古名句[5]。又如因范仲淹的一篇《岳陽樓記》、崔顥和李白的題詩、王勃的《滕王閣序》并詩等名篇,遂使岳陽樓、黃鶴樓、滕王閣等江南三大名樓一舉天下聞名。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在成就武當山聲名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顯著的作用。

    武當山,又名太和山、仙室山、謝羅山、嵾山、嵾嶺、嵾上山、太岳山等。它地處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內,北通秦嶺,南接巴山,綿亙起伏,縱橫八百余里。這里高險幽深,氣勢磅礴,山巒超逸,飛云蕩霧,被譽為“亙古無雙勝境,天下第一仙山”。武當山風光秀美,景色迷人,兼有五岳之雄、險、奇、幽、秀,是我國著名的風景名勝區之一。武當山古建筑群年代久遠,保護完好,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為“世界文化遺產”。

    “天下名山僧占多。”據《太和山志》記載,自周代開始,武當山就有了宗教活動。東漢末年道教誕生以后,這里就被稱為“仙山”、“道山”[6]2。2500多年以來,武當山一直是歷代高隱修真之士理想的棲息之地。隋唐五代時期,一些著名的道士開始在此修煉。北宋時期就已出現了玄天真武大帝在武當山修煉的神話,自此以后,武當山就變成了真武大帝的“寓所”了[7]。武當山古建筑自唐代開始出現。由于唐王朝的統治者自詡為老子的后裔,興道抑佛,因而道教日盛。唐太宗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均州太守姚簡在這里主持修建了五龍祠,揭開了營建武當山道場的序幕。在此之后,又陸續修建了“太乙”、“延昌”、“神威武公新廟”等廟宇。宋代帝王推崇武當真武之神,下詔將五龍祠升為五龍觀,武當山建筑規模也隨之不斷擴大。自稱“受命天地合德”的元朝帝王“大興老氏之教”,元世祖忽必烈又下詔將五龍觀改為五龍宮,且建造了元武大殿[6]3。到了明代,武當山道教的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其名氣之大竟“出五岳之上”,使得“髫年蓄五岳志”的大旅行家徐霞客“慕尤切”,在因母親年邁不宜久游的情況下,寧肯舍棄峨眉山之行,“先事太和”,由華山下來直奔武當山,完成了他胸積已久的夙愿,寫下了著名的《游太和山日記》[8]39。明代武當山名氣大震,緣于大規模營建武當山道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雖然對佛道二教均采取了嚴格的控制政策,但對道教祈神降福、驅邪除妖的齋醮活動還是很欣賞的,所以對武當山的著名道士張三豐也格外重視。明成祖朱棣自命為真武神轉世[9],且對張三豐尤為看重,曾派人尋訪他,希望與他見面。所以不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大修武當山道觀。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等督軍夫三十余萬人,在此大興土木。先后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建成了八宮二觀、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巖廟、三十九橋、十二亭的龐大道教建筑群[10]。從此,武當山名聲日益顯赫,成為道教全真道的重要宗教場所,并且吸引了外地大批信徒紛紛前來進香。與此同時,也吸引了無數慕名而來的文人騷客和旅游觀光者,大量的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作品也就應運而生。武當山由于其自然景色和道教建筑引來文人墨客,文人墨客創作的游記文學作品又反過來推波助瀾,更加彰顯了武當山的名氣和聲望。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作用,其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三
    古代游記文學肇始于魏晉,成熟于唐宋,大盛于明清[11]。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也基本上與此同步,亦即發端于魏晉,成熟于宋元,大盛于明代,清代漸衰。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作品的數量較多,有些刊行于《古今圖書集成》、《湖廣通志》、《襄陽府志》、《太和山志》等專書中,也有一些散見于歷代文人的個人文集當中。就我們手頭所能搜集到的作品而言,大多為明代文人所作,其他朝代的作品較少。在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作品的搜集和整理方面,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的程明安、饒春球、羅耀松等三位先生用力甚勤,整理出版了《武當山游記校譯》一書,為我們省去了許多耙梳翻檢的精力和時間[12]。盡管目前我們還未能做到搜羅殆盡,也還是能根據手頭現有的資料,對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產生和發展給出一個大概的輪廓,以利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肇始于魏晉。南朝劉宋郭仲產所著的《南雍州記》對武當山有如下描述:“武當山山高隴峻,若博山香爐,苕亭峻極,干霄出霧。學道者常數百,相繼不絕。若有于此山學者,心有隆替,輒為獸所逐。”[13]23296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沔水注》中也有類似的摹寫:“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嵾上山,又曰仙室山。山形特秀,異于眾岳,峰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舍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13]23296上述兩則記錄,雖不一定是作者所親歷,且文字簡約,但對武當山的描摹也富有文采。即使算不上是真正的游記文學作品,也可視為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濫觴。

    宋元是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成熟期。宋代樂史撰寫的《太平寰宇記》中所引的《武當山記》,是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武當山游記,只是作者及成文的具體年代已不可考。該文是這樣描述武當山秀美景色的:“武當山周迥四五百里,中有一峰,名曰嵾嶺,高二十余里,望之秀絕,出于云表。晴朗之日,然后見峰,一月之間,不過四五。輕霄蓋于上,白云帶其前,旦必西行,夕而東返,謂之曰朝山,蓋以眾山朝揖之主也。”[13]23296這段文字,系遠眺武當山主峰所見的神奇而壯美的景色。雖文字也不算太長,然而用詞精煉,文質優美,某些文句對仗也極工整,對武當山景色的動感描繪也恰到好處。元代道士、地理學家朱思本的《登武當大頂記》堪稱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第一篇扛鼎之作。該文明確記載了他登臨武當山的時間,詳細記錄了游山的行走路線,且對武當山的山水和動植物描摹得繪聲繪色,極具神韻。同時,文中對武當山大頂的風景和建筑,也記敘得極為詳備,是我們了解元代武當山建筑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不僅具有審美情趣,并且具有認識價值。

    明代是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鼎盛期。特別是明成祖大興土木之后,武當山名聲之大甚至超過了五岳,各路文人紛紛登臨武當山游覽,創作的游記文學作品數量驟增,且內容更為豐富,寫作技法和行文風格也各有千秋,呈現出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盛大氣象。這個時期的主要游記作品有:陸銓的《武當游記》、顧璘的《游太和山記》、徐學謨的《游大岳記》、陳文燭的《游太和山記》、汪道昆的《太和山記》和《太和山后記》、王世貞的《自均州由玉虛宿紫霄宮記》等四篇、王在晉的《游太和山記》、袁中道的《玄岳記》、雷思霈的《太和山記》、譚元春的《游玄岳記》、徐宏祖的《游太和山日記》、楊鶴的《嵾話》、尹伸的《嵾游記》等。

    清代是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衰落期。這個時期的作品較少,主要有:王永祀的《太和山記》、蔡毓榮的《登太和山記》、鐘岳靈的《太和山記》、馬如麟的《八宮紀勝》等。清代統治者以乾隆皇帝為代表,對道教采取了一種輕蔑的態度,加之道教自身無可挽回的衰頹之勢,武當山的名氣在人們的心中也大打折扣。因此,游人大減,游記文學作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較之明代也大為減少和降低了。

    綜上所述,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源遠流長,佳作紛呈。這份厚重的文學遺產值得我們下大力氣去搜集整理,并加以研究利用,以澤被我們的子孫后代,服務于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四
    游記文學雖然也同其他文學門類一樣,是作者基于生活真實的再創造,溶進了自己的主觀意念和價值取向,但其客觀真實性卻遠非詩歌、戲劇和小說等文學門類可比。當然,游記文學既然是文學作品,也就必然溶各種寫作技法于一身,作者也會應用各種有助于增強語言表達效果的修辭方式,使其作品具有引人入勝的可讀性和流傳千古的可欣賞性。因此,我們既可以從古代游記文學作品中獲取對我們今天說來仍然有用的信息,以服務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也可以借鑒古人寫作游記文學作品匠心獨運的功夫,從中發現其潛蘊的巨大的美學價值,從而陶冶人們的情操,鞭策我們創作出更多更好的游記文學或其他門類的文學作品來,以繁榮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的百花園地。

    古代前往武當山觀光游覽的游客,有些是在鄂西北從政的官員,他們除了抱有休閑賞玩的心緒外,還不免夾雜著關注民生、造福一方百姓的政治胸懷和眼光。有些則是慕名前來的外地人,他們有的本身就是文人墨客,有的甚至是如徐霞客那樣的大旅行家,他們眼中的武當山的形象雖然因人而異,然而其綺麗的美景、恢弘的氣魄和超群的建筑均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進而寫下了一篇又一篇珠璣盈棟、流芳千古的游記佳作。我們應該感謝他們,沒有他們及其寫作的游記文學作品,至少我們對歷史上的武當山的認識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全面和深刻。

    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從內容上來說,涉及了政治與經濟、生態與物候、宗教與建筑、歷史與地理、文物與考據、神話與傳說、民風與民俗、動物與植物等諸多方面,是我們了解和認識古代武當山及武當山周邊地區自然與人文歷史環境的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寶庫。我們應該也完全有可能通過與其他相關文獻資料的比勘和驗證,得以窺見幾千年來武當山及武當山周邊地區滄桑變遷的軌跡和概貌,從而啟示我們把今天的事情辦得更好。

    晚明“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貞,曾在萬歷年間任鄖陽撫治。他在政務之余,游覽了武當山,乘興一口氣寫下了四篇武當山游記文學作品。他在《自均州由玉虛宿紫霄宮記》一文中寫道:“少時,出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綠被壟。”[12]13寥寥幾語,描繪出了古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農村初春時節稻田蔥綠、豐收在望的祥和景象。更值得稱道的當屬徐宏祖在《游太和山日記》中對古均州農村景象的描寫:“自此連踰山嶺,桃李繽紛,山花夾道,幽艷異常。山塢之中,居廬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鱗次,不似山、陜間矣。”[8]51讀過之后,我們的眼前仿佛鋪開了一幅如桃源勝境般的春和景明圖。從上述兩人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社會較為安定、經濟比較發展的現實。  

    元代朱思本的《登武當大頂記》在敘及作者自真慶宮登大頂途中所見時寫道:“壞木縱橫,徑漸湮蕪”,“萬木交錯,葉或大如箕,或小如蒙茸;或直上數百尺,或林樕扶疏,皆昔所未見,質諸野人,亦莫能盡名也。”[12]2這段文字,為我們展示了一派武當山原始森林的景象。而在王世貞、徐宏祖、尹伸、陳文燭等人的筆下,古木參天,幾人合抱,樹齡千百年,人行其間白晝如夜的記述比比皆是。另外,顧璘的《游太和山記》、譚元春的《游玄岳記》、徐宏祖的《游太和山日記》等游記中都有老虎出沒和鳴叫的記錄,至于猿猴、群鳥、蛇蛭等的記錄就更多了。所有這些文字記載說明,元明時期武當山地區的生態環境是很好的。當然,這一點同國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以及立法予以保證也是分不開的。汪道昆的《太和山記》曾這樣記載:“(朝廷)稽古定制,不藉有司,遞遣中貴人、藩大夫掌其禁令,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為地道之章,游觀者之至樂也。”[12]11由于國家有“國禁”一類的法令,以至于徐霞客在武當山上瓊臺觀向道士討要榔梅果時,道士先是“噤不敢答”,“既而曰:‘此系禁物,有前人攜出三四枚,道流株連破家者數人。’”[8]53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管理武當山法令的嚴苛。徐學謨在嘉靖年間曾巡撫鄖陽,三上武當。當他在西神道五龍宮附近看到環山森林茂密,極目遠眺也望不到邊際時,“乃知二百年樵蘇所不及,故生植暢遂如此。”[12]54原來自明初洪武皇帝對武當山實行封山育林政策起,二百多年無人敢于進武當山砍伐山林。政令嚴明而生態環境得以保護,這對于我們今人說來,不能不說是一種十分有益的啟示。

    武當山自古就是一座道教名山,地位僅次于四川的青城山和江西的龍虎山。自漢代道教興起以后,武當山就有道士修道養真,魏晉以后漸隆。以致到了明代,武當山的全真道派正式形成。明人游記中有不少關于道士自魏晉以來在武當山修煉、做道場、學辟谷術等記載,并且把道士們在山巖上建造住所的情況描繪得惟妙惟肖。如陸銓在《武當游記》中就極為生動而傳神地描述了道士依山構居、登懸梯進入巖洞的情形:“予停輿仰視之,但見壁巖千仞。中有一洞,洞中架木牽竹,隱隱有戶牖,若蜂房燕巢然。以鐵繩雙垂于地,貫以橫木,相間以度。予乃命道士試登之,即挽繩履下,伸縮以上,繩虛飄動,傍觀膽落。比道士至洞口,面下而呼曰:‘道士已至洞口矣。’聲微形短,恍惚若仙。”[12]64另外,每有朝廷命官前來武當山朝拜游覽,道士們都要吹奏仙樂,小跑迎接。這在明人多篇游記當中都有詳細的記載,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道士敬畏朝廷,且禮數有加的社會現實。事實上,中國同西方不同,歷史上的中國始終是皇權大于神權,朝廷和地方官均對宗教實行嚴格的管理,當然宗教組織也就必然要對朝廷和地方官府俯首帖耳,不敢凌駕于王權之上了。

    上面僅舉數例,窺一斑而見全豹,從幾個方面足以說明,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內容的確十分宏富,信息量極大,值得我們條分縷析,加以全面而深入地探討。這里難免有掛一漏萬之嫌,容當隨后以專題研究的形式在相關的文章中分述之。

    從寫作角度看,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可資借鑒的地方尤多。從寫作風格上說,有的長于敘述與描寫,雖有游山的感受,但筆力簡約;有的則長于議論,通篇感悟的文字較多,寫景則幾筆帶過。比如朱思本的《登武當大頂記》、袁中道的《游太和記》、譚元春的《游玄岳記》、楊鶴的《嵾話》等即屬前者,而陳文燭的《游太和山記》則通篇大段文字都是議論性的,即或偶有記敘的文字,也大多是有關人文方面的事跡。王世貞在專門描寫南巖北下青羊澗中的景象時就采用了摹狀、摹聲等技法:“沿澗而下至青羊橋,石亦奇詭百狀,水益壯,嘈嘈若笙鏞之乍奏而自律也。下流方崖,陡上無際,水乃從其趾穿度矣。”[12]27譚元春在觀覽了武當山天柱峰的盛大氣象后,曾心存遺憾地慨嘆道:“水猶不滿人意。”意思是說,武當山的山美我看到了,而水美卻未能領略。與他同行的僧人建議他下蠟燭峰,到下瓊臺觀后入山澗去看水。到了那里,作者被眼前水石相搏的畫面驚呆了:“始入澗,山束為峽,水穿其腹。石伏者為底,豎者為堟;大者為激,最大者為分湍;石少者為衍,多者為甃;石不勝水者,狹為溝,寬為塘;水石并勝,則狹聲急,寬聲遠;長石為橋,方石為水中臺,圓石為座;值木之朽,而倒于水中央者,亦賴之為橋。水趨左,人傍右嶺行;水忽趨右,人從石穿左。水分為二道,則人踏水聲,相石之可過者托履焉。心在水聲者,常失足;視在水聲者,常失聽;心視俱在水聲者,常失山。恐其失也,常坐石兩崖望。……而兩崖山斷復合、開復收、削復平者,樹層層翠,水光中妙,高夾立畫雞,驚飛自山半,亦思返。”[12]96這段文字,作者把水中大小形制各異的石頭分隔澗水,與水相互作用,以及人在兩山崖間澗水兩側攜趣而行、情怡自得的情景生動逼真地再現給了讀者,引起了讀者的共鳴,收到了身臨其境、與作者同賞共樂的藝術效果。

    為了出神入化地描摹武當山水,許多游記的作者都十分巧妙地運用了比喻、夸張、比擬、排比、對偶、對比、映襯、摹繪等修辭方式。單就比擬而言,袁中道贊美武當山是“美丈夫”[12]53,而楊鶴則贊美武當山是“傾城一顧,百媚橫生”的“絕代佳人”[12]132,真可謂是拍案稱絕的神來之筆。此外,側面描寫,多角度換位,動靜結合,營造意境,記敘、描寫、議論、抒情緊密結合等表現手法,也在不少游記作品中應用得爐火純青、恰到好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情景交融的表現手法則屢屢被許多作者所使用,并且達到了物我一體、渾然天成的藝術境界。例如譚元春在《游玄岳記》中這樣寫道:“過系馬峰,忽一巖奇甚,連延數處,怪石與樹與草與澗若一心一手,彼隙則此充之。……巖未窮,即為仁威觀。有落葉數十片,背正紅,點橋前小池,若朱魚乘空。過觀十余里,桃李與映山紅盛開如春;接葉濃陰,行人渴而憩如夏;蟲切切作促織吟,紅葉委地如秋;老槐古木,鐵干虬蜷,葉不能即發如冬。深山密徑,真莫定其四時。”[12]90~91這段文字極其優美,表現手法也瑰奇多變。首先作者視樹、草、澗為一體,相互補充,相互倚靠。接下來,作者又把我們的視線引到了仁威觀的秋葉和池水。那些“背正紅”的落葉,落入橋前水池,飄忽水上,紅綠交匯,動靜結合,比喻極為奇特新穎且又恰如其分,把尋常的秋葉人格化了,“仙”化了。過了仁威觀,迎面而來的是步移景換,忽而山花盛開、爛漫無比如春天,忽而密葉蔽天、渴飲小憩如夏天,忽而切切蟲吟、紅葉委地如秋天,忽而古木虬蜷、葉不再長出如冬天來臨,四時景物,集于一處。作者想像奇特,把美輪美奐的武當山自然景物與人的心靈感受有機地融為一體,創造出了物我一體、難分彼此的意境。其實,“中國人欣賞景物,認為最高境界就是人與自然的融合。”[2]85因此我們可以說,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對武當山自然景物的描繪本身就具有令人神往的審美情趣和價值。

    五
    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研究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我們通力合作,付出艱辛的努力和艱苦的勞動,并輔之以科學的規劃和方法才能完成。為此,我們特對該項研究工作提出如下的一些原則、方法和建議,以供有志于此項研究工作的同仁參考。

    就研究方法而言,我們初步設想了以下幾條:

    1.古為今用,批判繼承。我們對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研究目的在于,從古人的作品中窺求對今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有借鑒意義的信息,順手拈來,為我所用。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不了解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同理,不注重從古代文獻,特別是不注重從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中尋找寶藏,就不會把武當山旅游建設和經濟發展的事情辦好。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我們應該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為指導,批判地繼承古代文化遺產。應該說,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中存在著許多精華和閃光點,但也毋庸諱言,由于歷史和時代的局限,兼之游記寫作者的個人認識和學力水準各異,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作品中也會不可避免地摻雜著一些不健康甚至是有害的東西。這就需要我們慧眼識珠,披沙揀金,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

    2.源流并重,突出重點。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從產生到發展,上下一千七八百年,各個朝代作品的數量和質量又不盡平衡。因此,我們有必要理清發展脈絡,即何時產生的,歷代游記文學作品又呈現著怎樣的特點和聯系,力求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即歷時的層面,較為全面地勾勒出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發展主線。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注意避免平均使用氣力,要突出重點,兼顧一般,有所收獲,有所建樹。比如明代的作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有優勢,我們就應該緊緊抓住這一共時的層面,多下些工夫,爭取多出些成果。再如有的人長于記敘,有的人長于議論,我們就應該在前者身上多做些文章,因為這與我們的研究目的關系密切。

    3.穩進戒躁,努力開掘。研究工作本身是艱苦而枯燥的,需要有耐性,要能坐得住冷板凳。特別是武當山游記文學涉及的發展時限較長,作家作品數量又多,加上作品的內容又十分龐雜,需要我們切忌輕浮急躁,既不能因為有了一點點表面上的粗放的研究成果而沾沾自喜,也不能因為存在一定困難而縮手縮腳。我們應該有那么一股鉆勁兒,努力深入進去,去發現和發掘更為精彩的東西。比如古代武當山的生態環境較好,為何那樣好?歷朝歷代有哪些法令來做保證?又有哪些得力的措施值得今人借鑒?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們仔細深入地探討。

    4.比勘參證,求真務確。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反映了許多古代社會方方面面的信息,且受個人因素所限,有些信息需要我們要慎重對待。就是說,不能以某個人的一家之言定是非,下結論,而要旁征博引,比勘其他我們所能搜集到的古代文獻資料,參核印證,以求得結論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在這個問題上,任何怕麻煩、圖省事、走捷徑和耍小聰明的做法都是不可取且又十分有害的。因為我們的研究工作要對歷史和現實負責,要對人民負責。

    5.分工協作,互通情報。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內容博大精深,數量又多,且涉及的學科領域又十分廣泛,單靠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更何況每個研究者的學識又存在差異。因此,一方面,我們需要做出科學的分工;另一方面,研究者之間又要互通情報,不要保守。宜適時地、毫無保留地把自己搜集到的于別人有用、與自己所承擔的任務似無多大關系的文獻資料提供出來,做到資源共享,互助互利。我們的每一位研究工作者似應明白,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集體的智慧是廣大的。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多方搜集資料,力爭求全責備。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作品未見哪一位古人輯錄成冊,僅見的今人整理成果也不甚完備。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作品均散見于《古今圖書集成》、《湖廣通志》、《襄陽府志》、《太和山志》、《武當山志》等專書以及許多文人的個人文集當中。前者尚為好辦,到大圖書館、檔案館或地方志工作機構或可查到,而后者即歷代文人個人文集卻需要多方查找、搜集才能遂愿。而盡可能將資料搜集齊全,乃是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和結論下得科學可靠的必備和前提條件。所以我們要能吃得辛苦,在資料搜集上下大工夫。

    2.進行實地查證,親身領略感悟。為了求得結論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尋覓古人的游蹤,體悟古人的胸臆,對研究工作說來是必要的一環。因此,在研究工作的進程中,我們需要親自深入武當山,進行實地考察。武當山現存大量明代以來的文物古跡,自然風貌古往今來也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接近武當,接近自然,就更能增強親近感,獲取第一手資料和印象,充分體察和領悟古人的思想和神韻。

    3.專題專文結合,爭取多有突破。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研究,可以從專題研究入手,即從眾多作品當中歸結出古代武當山政治、經濟、歷史、地理、法律、宗教、哲學、語言學、寫作、美學等若干專題,分門別類,深入探討;也可以從某一位作者或某一篇文章入手,進行橫向研究;同時,我們還可以從史的角度進行研究,力求理清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發生、發展的線索,描畫出其成長壯大的歷程,總結出文學創作的寶貴經驗。總之,要研究的領域很廣,東西很多,需要我們開動腦筋,拓寬視野,做好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研究這篇大文章。

    4.博采眾家之長,融會多門知識。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不僅僅是文學作品,而且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關于武當山方方面面的百科全書。因此,我們有必要充分運用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地理學、文獻考據學、法學、宗教學、社會學、語言學、寫作學、美學、人類文化學等多學科的相關知識,來豐富和支持我們的研究工作,以便使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求得研究結論的適用性和前瞻性。此外,我們也不能囿于一己之見,還要廣泛搜尋和借鑒今人有關古代武當山游記文學的已有研究成果,因為我們的每一個人事實上都是站在別人的肩上,要知己知彼,博采眾長,方能得出穩妥而確實的研究結論,取得豐碩而可觀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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